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，新兴市场国家面临较为严峻的周期性和结构性挑战。全球化发展之路也面临诸多障碍，英国脱欧、特朗普胜选、意大利公投等焦点事件，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全球化的反思，对全球化的负面情绪、言论和行动充斥各大媒体，全球化遇挫、反全球化逆袭的趋势显现。对于这一现象，在近日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“一带一路”建设与全球治理国际研讨会上，与会学者表示，“一带一路”建设充分利用互联互通的理念和共商、共建、共享的原则，有利于共同发展、合作互动，由此逐步改善全球化发展的环境，并促进新型全球化的生成。 

“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公平、平等和透明的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，进一步支持产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，要进一步去推动我们平衡以发展为基础的市场化，促进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。”前埃及外长助理西夏姆·宰迈提结合当前国际发展形势认为，通过加强在重要领域的合作，例如数据经济、人工智能、纳米技术、量子计算机等方面，去进一步促进大数据、云计算以及智慧城市的发展，能够建立起21世纪的数据丝绸之路。

西夏姆·宰迈提表示，埃及是“一带一路”建设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能够推动交通、技术的创新，通过开放的形式，来推动经济的合作和机会的互换。埃及与欧盟、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的贸易协定，能使中国的投资产品获得更优惠的市场准入。 

同属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的波兰是沟通中国和欧洲的重要交通枢纽。波兰总统外交事务顾问、人大重阳外籍高级研究员斯拉夫沃米尔·麦伊曼为中方在各国的高铁、油气管道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巨额投入表示钦佩，为亚投行对现有经济规则的互补和改进表示赞赏。他同时指出，在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的推进过程中，需要注意地缘政治、经济资本等方面的因素，因地制宜，扬长避短，通过发挥自身优势来联结一些略显碎片化的本土环节。 

除了国际贸易和互联互通建设，金融合作也很关键。土耳其驻华大使馆参赞泰欧曼·乌依库在研讨会上表示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（AIIB）是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的金融支持机构，土耳其作为成员国之一投入了26亿美元的资金，成为AIIB当中一个重要股东国家。他认为这一金融合作有利于“一带一路”沿线项目的落地，最终也会惠及沿线各国人民。 

金融危机后，各国把发展国际贸易和投资作为推动经济复苏的关键动力之一，但事实上，受关税、非关税壁垒、运输和信息沟通成本的影响，全球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也面临一定瓶颈。基于此，南开大学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、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志成在研讨会上表示，对于全球性问题，过于宏大的全球治理方案往往缺乏现实的可行性，所以“一带一路”倡议治理的对象并不涵盖全球，也不涵盖所有的领域，而是采取逐步拓展的跨区域治理方式，从欧亚开始，这个理念发展过程一点一点在扩大，包容开放的理念也慢慢形成。先从沿线国家出发，以基础设施建设为起点，利用公路、铁路、港口和机场等物流设施来实现互通互联。 

很多学者也对此表示，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的包容性对于发展国际贸易、带动沿线经济发展将发挥关键作用，对于当前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出现的问题和困难，创新和变革是关键。“一带一路”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，提倡包容、互动，不断凝聚沿线国家共识，从这一层面讲，倡议本身就对创新全球治理具有积极意义。 

“这个倡议提出以来，陆续建立了以丝路基金、亚投行、‘一带一路’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为代表的跨区域，乃至全球性的合作机制，为许多大项目的落地奠定了物质基础。”吴志成认为倡议也将不断完善双边机制，充分借助沿线国家现有的双边联合工作机制或形式，推动相互投资、项目规划尽早实现。

来源：中国贸易新闻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