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们中华民族为被压迫的民族自卫计，势不得不起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，努力把中国造成一个完全的真正独立的国家。”时隔近百年，《向导》发刊词里的话依然振聋发聩、发人深省。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份公开发行的中央机关刊物，“打倒帝国主义”“打倒军阀”“国民革命”等口号最先在《向导》中叫响。

1922年9月13日，《向导》在上海肇浜路兰发里3号（今复兴东路1047弄）创刊，以发表时政评论文章为主，宣传党的纲领、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指导群众斗争。蔡和森、彭述之和瞿秋白先后任《向导》主编，主要撰稿者有陈独秀、李大钊、李达、彭述之等，毛泽东、周恩来、王若飞、张太雷、李立三及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也发表过重要文章。陈独秀在《向导》发表文章270多篇，几乎每期都有；蔡和森用“和森”署名发文130多篇，还用“本报同人”“记者”等名多次撰文；瞿秋白写过60多篇社论和述评。《向导》还刊载了毛泽东的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等两百多篇关于工农运动的文章。陈独秀在创刊号中鲜明提出党的奋斗目标：反抗国际帝国主义，推倒军阀，建立统一、和平、自由、独立的中国。

《向导》起初为16开，每期8页，第142期增至12页，第144期又加到16页。第7期起，开辟“中国一周”“世界一周”等专栏，随后增设“寸铁”专栏，登载短小精悍、尖锐泼辣的短文，还新辟“时事评论”“余录”“什么话”等栏目。由于《向导》三任主编都是中共早期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，主要办刊人员是由革命家组成的战斗集体，作者队伍也都清一色站在斗争一线，所以此刊被誉为黑暗中国的“一盏明灯”、苦难同胞的“思想向导”。

随着大革命形势变化，中共中央所在地多次转移，《向导》发行所也频繁搬迁。大革命时期，《向导》广受欢迎，堪称“不倒的流动向导”。《向导》1922年9月在上海创刊，10月随中央迁到北京；从第6期开始，社址改为景山东街中老胡同1号；1923年春，由于中央南迁广州，以便更快启动国共合作，自第21期起，随迁至广州昌兴街28号出版发行；同年9月，又随中央迁回上海；1926年底，搬到新的革命中心武汉。直到1927年7月，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，《向导》被迫停刊。尽管多次迁移，《向导》一直不改初衷，保持着鲜明的战斗性。在早期的中共报刊里，《向导》坚持最为持久，其原因除了共产党人的坚强意志外，也得益于发行所的频繁流动变化。

令反动势力没想到的是，对《向导》的压迫与封闭，非但没有扼杀它，反倒使其遍地开花。创办初期，《向导》发行量约三四千份。1924年9月25日，陈独秀和毛泽东联名签署通知，要求党组织、党员订购和推销《向导》，“凡属本党党员，不但有购阅本党中央机关报的义务，并有努力向党外推销的义务”。后来中央不断改进发行工作，降低零售价，分售处也从大城市扩展到小地方，形成密集销售网络，销量增至三四万份，还设立多家海外分销处。《向导》的读者越来越多，革命思想热潮也迅速蔓延。1926年7月北伐前夕，《向导》的销量突破五万份，不仅遍及国内，影响还远至法属印度支那（今中南半岛）、德国、法国、日本等地。北伐途中，有人发现，即使在江西赣州等内地小城的书铺里，也能看到代售的《向导》，每期达七八十份。

读者赞扬《向导》的创办是中国“二千年来历史上破开荒的荣誉作业”，也是当时中国新闻界中“真敢替受压迫的工农阶级呼冤，而确能指示民众以革命大路的”唯一报纸。故从创刊起，党的主要领导人和革命家都在《向导》发表了大量重要文章，它也是当时直接指导国民革命、工农运动实践的最有影响的报刊，在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。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艰苦复杂的历史环境中，此刊犹如中国共产党人手中一支光芒四射的火炬，指导着革命的进程，鼓舞着人民的斗志。